东西问丨潘耀明:金庸小说及香港文学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?
中新社香港8月9日电 题:金庸小说及香港文学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?
——专访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、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
(资料图)
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
金庸小说是香港文学的骄傲,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座高峰,其社会影响力巨大而深远,在全球华人乃至很多外国人心目中都占有独特地位。如何客观评价金庸小说的海内外影响力?其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?香港在中外文学交流上有何特殊作用和地位?为何说“香港需要一个文学馆”?
被金庸赏识、获聘担任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,就上述问题予以深度解读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记者:您是金庸至交,加入《明报》系统多年,您如何看待金庸小说在海内外的影响力?金庸小说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
潘耀明:金庸小说的读者非常广泛,从9岁到90岁,从平民老百姓到高官、高级知识分子都看金庸小说。杨振宁也是金庸小说迷。
海外很多华人第三代,已经不懂华文或华语了。有的甚至不想学,对中文有点隔阂乃至排斥,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外文看到金庸作品后,想要看原著,因而对中文产生了兴趣。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、文字很吸引人。金庸武侠小说作为学习华语和中文的桥梁,在华文普及推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2018年,沈阳北方图书城地王店举办金庸作品展,包含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等在内的多部经典作品吸引读者。于海洋 摄
以前我在三联书店主管版权部,每年会到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。有一次,我到慕尼黑,发现那里竟有金庸学习小组,而且出了一个简单的会刊。可以说有海水的地方、有华人的地方,都有金庸小说的读者,它的传播很广泛很深入。
我觉得,任何一个华人作家甚至外国作家的作品,都没有金庸作品传播得那么深入与广泛。我十多年前参加金庸研讨会,有一个初步的统计说金庸的读者有两亿。1995年,我陪金庸去日本访问,当时有出版社把所有的金庸作品全部翻译成日文,非常畅销。
还有一段故事,金庸卖了《明报》以后,自己有一个公司,他本来让我跳出《明报》,为他策划一本《历史与文化》杂志,他准备写历史小说,并在这本杂志上刊登,让我先到韩国去考察。韩国有一个教授跟我讲,韩国的大学生60%以上看过金庸武侠小说。这个传播不是官方推行的,是在民间的传播。
2022年,观众在上海图书馆观看金庸展。此次金庸展展览面积近1000平方米,展出了金庸先生的手稿、私人物品、漫画、画作以及众多版本的小说等,展品多达近300件。周东潮 摄
中新社记者:金庸先生的创作,对香港的作家或者说对于华语作家来说,有什么启示?香港文学能从金庸小说的传播中汲取哪些经验?
潘耀明: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是他的业余产品。因为他本身是办报的,他要考虑这个读者市场的定位。但不能简单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流行文学或者通俗文学。中国四大名著在过去都是通俗文学。《红楼梦》当时家长都不让看的,甚至说它是“淫书”。好的文学不光是严肃文学,流行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汰,本身好的也会变成经典。金庸作品中有好几部都可以变成经典,流传下来。
现在我们讲“讲好香港故事”。过去讲得多的就是香港的消费、美食,这些都是外来的,迪士尼乐园也是。要说本身是香港制造,金庸就是一个例子。我曾经呼吁过,香港可以做一个金庸的主题公园。当年金庸还跟我讲,有一个企业家本来有兴趣,后来不了了之。还有黄霑、倪匡,这些都源于香港自身。要讲好香港故事,香港地道本土的文化、本土的文学很重要。首先你要重视自己的本土文化,才能做好推广。拿来的文化永远都是人家的,对此我有很深刻的体会。这是香港文化政策所要面对或者正视的一个课题。
2016年,以金庸武侠巨著《笑傲江湖》为剧本的大型武侠杂技剧《笑傲江湖》在广州友谊剧院首演。陈骥旻 摄
金庸小说的文风,实际上很多是明朝笔记文学,甚至清朝笔记文学的风格。从金庸的文字来讲,没有欧化的痕迹,是很纯粹的一种汉语。你看他的每一段,外来语基本上看不到。对汉语的规范,金庸文字起了一定作用。
金庸的武侠小说很有时代感,从他的武侠小说能看到历史的脉络。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研究生曾写过《金庸地图》,金庸武侠小说地图。因为金庸小说涉及中国很多不同地域,从武侠小说中展现了中国的美丽山川与风光。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,比硬销要好很多。讲好香港故事,不能靠硬销的,要通过好的作品、好的艺术品来说明。这才有说服力。
在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内,一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,汇成一个湖面。因金庸小说《天龙八部》的流传,并且现实场景与小说极其相似,当地人就把此处称作“剑湖”,当地相传瀑布石上一道道沟壑就是“剑痕”。任东 摄
中新社记者: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中提出共建人文湾区,香港文学在其中能有何作为?如何看待香港在中外文学交流上的特殊作用和地位?
潘耀明:大湾区的概念提出来后,香港是很有机会的。大湾区集聚了多个地方的资源,包括经济、商业还有文化方面的资源。大湾区的文化交流,过去在民间还是比较多的。比如,香港作家联会成立至今已有35周年,经常同周边的广州、深圳,甚至珠海、中山都有文学交流。
香港是一个国际文化窗口。这个窗口是开放的,东西南北都可以通过香港的窗口来沟通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很多内地作品包括鲁迅、巴金、钱钟书的书不能在台湾销售,都是通过香港这个桥梁带到台湾。很多台湾作品也是通过香港传播到内地。台湾《联合报》曾连载聂华苓的《桑青与桃红》,因为里面牵涉到台湾政治一些敏感问题,就被腰斩了。这个作品后来在香港《明报月刊》全文登载。在内地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,当时的香港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,这种作用没有一个地方可比。
当然,改革开放后香港还是有它的特殊地位,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窗口,文化信息、经济信息、商业信息都流通得很快。在新的时期,国家赋予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,对香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香港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。应该有它的地方特色,也要融进大湾区,融进中国文学的大潮。改革开放以来,内地出现了一批很重要的作家,莫言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我认识内地很多作家,他们的创作条件比香港好多了,一大批杰出作家涌现,在世界都很有地位。
2019年,第27届台北国际书展设置了“金庸茶馆”主题馆”,展出金庸的手稿与墨宝、“射雕三部曲”与《天龙八部》等小说的各种版本,还精选书中的40幅回目图放大展出。陈小愿 摄
中新社记者:您一直呼吁建设香港文学馆,香港为何需要一个文学馆?该馆应具备哪些功能?您理想中的香港文学馆应该是怎样的?
潘耀明:香港的文学在民间。我以前是艺术发展局顾问,艺术发展局每年拨款两亿五千万(港元,下同),起初拨给文学方面的只有400万,后来是700万,现在有1000万,从整个艺术发展局的资源来讲,文学方面占比很少,表演艺术获得的政府资源就比较多。实际上,电影是表演艺术,但电影原创剧本是文学作品,所以我觉得过去在资源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。
香港太需要文学馆了。北京很早就有现代文学馆,上海、广州、澳门、台北都有,但香港没有。我一直讲香港不是文化沙漠,但香港的环境对文学而言是沙漠。18年前,由香港作家联会牵头,3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签署,倡议在西九文化中心建立香港文学馆。此后饶宗颐教授、刘以鬯先生、曾敏之先生等14位签署者陆续逝世。现在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关注支持下,香港文学馆近日通过赛马会的赞助,终于正式筹建,这让我们觉得有些安慰,对香港文学界也是一个鼓舞。
文学馆首先要有收藏功能,其次是研究、交流的功能。通过文学馆可以跟世界各地文学交流,当然也包括展览,展示香港文学的成就。
当年,中国作家协会曾想委托我访问香港几个老一辈作家,做口述历史。比如说,刘以鬯、金庸,这些老一辈作家的很多手稿、声音都没有留存下来,是很遗憾的事情。口述历史,过去我一直在呼吁,包括在倪匡还未去世之前,他们都是香港文学的活字典。我当年在纽约大学进修时,发现连唐人街都有口述历史,华人的口述历史。香港一直不重视这方面的收藏、保留、保存,现在要找这些大家的手稿很难。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很有限,自己也没有保留,可能家属也没有保留,这些都丧失了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香港文学馆太重要了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文学馆,就可以收集他们的手稿、书籍,甚至可以做口述历史。
有一次,日本邀请我带一个包括内地作家在内的文学代表团去访问。我在日本去到的每一个县、镇都有文学馆,我很惊讶。这能培养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兴趣。所以,香港文学馆将来还有一个功能是培训,让儿童、青少年对文学作品产生爱好并练习。
文学是文化艺术的灵魂。如果没有文学,文化这棵树就是苍白、无力的。很多表演艺术通过文学来改编,我希望特区政府更加重视文学,使香港不单是国际商业大都会,还是国际文化大都会,真正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。(完)
受访者简介:
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、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陈永诺 摄
潘耀明,笔名彦火,现职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兼总经理、《香港作家》网络版社长、《文综》社长兼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工作委员会荣誉委员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香港作家联会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会长、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、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、美国爱荷华“国际写作计划”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, The University of Iowa)成员。现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顾问、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评论、散文二十六种,分别在内地、港台及海外出版。近著有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《山水挹趣》《一个时代的悲欢一一总编辑冷看苍茫世事》等。2009年,获日本圣教新闻社颁发“圣教文化奖”、香港国际创价学会颁发“香港SGI”奖状。2019年,获得亚洲知识管理学院以“文采四溢学子楷模”赞词,颁授2019年度“亚洲华人领袖奖”。